二月下旬，台北的朋友打電話來，談起《台灣論》的爭議，我說埔里的書店還沒法買到這本書。後來中國時報社論提及《台灣論》對「霧社事件」、「高砂義勇隊」的扭曲，文中不但批評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的沉默無能，也質疑原住民團體為何沒有挺身而出，乃至原住民史觀的欠缺等等。

接著有北原山貓和原住民作家參與新黨立委的記者會，報紙連日出現有關「原住民史觀」的問題，迫使當今原住民官員和菁英不得不與「台灣論」和「台灣政客」共舞。埔里的朋友也趕忙草擬座談會題綱，要釐清「霧社事件」的「歷史真相」，商討「如何建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歷史論述」等等，邀我參加，但我婉拒了。我建議由原住民參與即可，或先行草擬一份聲明，我絕對支持相關的聲明與行動。

由於我不是「霧社事件」研究專家，不便討論「霧社事件」的「史實」如何，我也不是原住民，因此沒有資格談「如何建立原住民主體的史觀」。我個人的思考重點是，中國時報社論作者如果要論及為何缺少原住民主體的聲音和「史觀」，首先需認清數百年至今，原住民事實上仍未掙脫被支配的「殖民情境」，縱使是「原民會」，不過也只是國家官僚體系的一個行政層級，缺乏政策的自主權，畢竟台灣原住民各族至今仍欠缺自己的民族議會與自治權，作為由下而上的決策和發言位置。換言之，在台灣經濟文化結構，以及國家政權運作上，原住民族的地位和權力已被剝奪殆盡。

原住民在近代國家政權形成過程中，早已失去了自主權、文化權、教育權等，更遑論歷史解釋權。歷史的解釋，看似單純，其實是一種相當政治性的知識權威建構，例如所謂的「中國歷史」究竟是什麼？「台灣史」又是怎樣的內容？

究竟誰有資格和能力寫「歷史」？究竟由誰賦予誰有權來講「歷史」？究竟「歷史」是被如何生產出來的？除了司馬遷被閹了，憤而在牢中寫「史記」，在近代國家體制中，能夠被列為教育系統下的「歷史」書籍或課程，或坊間炒熱的書刊，背後其實都牽涉到相當複雜的權力與利益。

「歷史」一點也不「歷史」，它是當今社會政治意識的一種「利器」與「工具」。「歷史」作為一種知識，「歷史」的書寫（或圖畫、影像），都足以影響人們的認知和歷史意識，事實上沒有人可以全盤瞭解過去發生的事，因此對「過去」（the past）的詮釋或再現（representation），事實上足以影響的是現在和未來，因此所謂的「歷史」和「文化」，往往成為權力結構中的象徵，因此不同利益和立場的群體，皆可爭相賦予不同的詮釋意義，形成詮釋權的爭奪戰。

總之，不論是「台灣史」或「台灣原住民史」，這些詞彙其實隱含了相當漫長的時代與複雜的內容，而漫長的歷史過程其實存在著內部的各種差異性，各種不同的差異存在也延續至今，至於後人如何詮釋歷史，也有不同的角度與立場，換句話說，必然會有不同的「史觀」出現，而在現實社會政治的運作中，擁有各種權力資源者的「史觀」反而能佔上風，繼而影響當代與後世的觀點。

反觀台灣原住民的處境，歷經數百年無法掙脫的殖民情境，縱使是今日號稱民主自由的台灣，從小學到大學的教科書和課程，究竟有多少關於各族的歷史文化社會？一世紀以來，原住民沒有自己的部落學校，祖先的故事和教誨難以傳承，迫於現實經濟，中壯年人必需出外討生活，連基本生活都難以自保，究竟有幾個原住民具備無慮的家庭經濟，有機會自我教育、有管道來重新詮釋本族的歷史文化？

在政經掛帥與資訊爭霸的當代社會，相對於優勢的外族政權和資金雄厚的大眾媒體，台灣原住民的媒體發聲畢竟不易，而原住民需深思的是，如何掌握「方向」、建立「風格」、如何善加經營，才足以抗衡主流媒體的聲浪，足以批判優勢族群與政權的種種剝奪。原住民菁英更應相互珍惜惕勵，而不只是相聚在夜晚的痛飲高歌中，舉杯大談難以實現的理想，最後仍是醉臥異鄉、壯志未酬……。

電視上又是一堆關於《台灣論》的爭爭吵吵，唸小學五年級的兒子問我，什麼《台灣論》？什麼漫畫書？兒子真正的興趣在「漫畫」，我簡單的回他：那是一本「有問題」的漫畫書，是一個日本人畫的，他是「小林」，你是「大林」（兒子名林悟石，從父姓），你現在可以不用看，因為你已經看過《漫畫台灣史》，而且也看過邱若龍叔叔的《霧社事件》漫畫書，這兩本才是台灣人自己畫的「好書」。

進一步而言，我們也不難看出為何同樣是台灣島人繪製出版的漫畫書，《漫畫台灣史》一書共計十冊中，有關原住民僅佔三冊中的有限篇幅；而邱若龍以自己的心力和經費，長達五年時間在霧社一帶各部落尋訪後裔、蒐集史料、觀察地形等，用心繪成的《霧社事件》一書，卻一直未曾成為台灣社會大眾的討論焦點，這當中也反映出台灣社會忽視邱若龍這個沒有社會政治背景的年輕人，尤其未曾對原住民歷史事件有所重視。

台灣過去被殖民的人，不只是原住民，還包括島上的各種住民，甚至在殖民時代，能夠爬到愈高階級的人，必然和統治階級愈近，甚至在教育文化方面，更深受殖民的影響，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無數出生在日據時代的「台灣人」，尤其是一些有權勢的大家族或仕紳，更可能對日本殖民國產生無法釐清的情感和認同意識，因為最深刻的殖民化過程，往往是內化到個人的生命價值觀，甚至投向殖民者的民族文化情感和國家認同上。

《台灣論》在台灣引起各種波瀾，其實是相當可悲的，正反映出台灣社會仍未走出日本殖民時代的影響。通常被殖民者的心態和行為，往往因長期被控制或自我壓抑的結果，逐漸失去自主性的思考和行動，因此無法產生「自我」的再現，只能消極的任由殖民者的支配，或由殖民者作其代言人。至於另一種反應，則是一種極欲脫離殖民情境的衝動，而這股衝動是來自殖民霸權的刺激，並非來自一種自發性而有系統的建構。

如何「去殖民化」？台灣主體的意義與內容如何重新建構？如何尊重內部差異並存的聲音與權力？這些都是必須面對與深思的課題，而首先需喚醒的是台灣各種住民的主體意識與自發性行動，尤其須釐清土地與生活空間的意義，就像南投縣「仁愛鄉」的「廬山」部落、「廬山」溫泉，日本政府命名為「富士」，蔣介石政權則改名為「廬山」，現在去溫泉泡湯的一堆遊客，有誰知道那裡原是「霧社事件」發動者莫那˙魯道及族人居住的部落「馬赫坡」？

七十年前，因無法忍受日本統治壓榨，參與「霧社事件」的六個部落頭目與賽德克族人，後來被日軍全力圍剿，殘存的二百多人則被日本政府集體遷移到北港溪畔的「川中島」（現名清流社區），嚴格控管、進退無路、孤立無援，這些遺族有水土不服而生病的、有自殺的，一連串的悲劇陰影至今仍存留在部落的山巔夜空。相對於原住民，這些地名究竟有何意義？當時的遺族處在高壓恐怖時期，究竟有誰能發出聲音講述「霧社事件」？

今日小林論及「霧社事件」，論及「台灣」種種，仍是十足的殖民霸權心態，正如同這些「地名」和「歷史」竟是如此殘酷而不實，令人痛心。然而，我們反觀現今台灣政權，難道又真的「去殖民化」了嗎？真的「還政於民」了嗎？雖然「介壽路」已改名，但總統府仍是日據時代留下的「台灣總督府」，連這種象徵性的霸權空間都無法轉換與更變，「台灣人」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台灣之子」不過仍是「殖民之子」罷了！

三八婦女節雖然被國家取消了，但我還是打電話給朋友，希望他們能說句：「婦女節快樂！」，三月八日上午，接到清流部落基督長老教會牧師娘的電話，提到地震以來，她們一直盡力想照顧好部落的婦孺老幼，想做好安親班、課輔班，也希望有人來部落教婦女學童學電腦，以便獲得就業能力和外界資訊，但一直沒有外界的協助和資源。我告訴她埔里的基督長老教會謝緯紀念青年營地，有趨勢科技公司進駐，正舉辦電腦教學，然而對部落族人而言，路途遙遠，無法兼顧家庭和工作，實在為難。

我放下電話，想著長年來我們不斷高喊「在地化」、「社區化」的主張，想著中心與邊陲的矛盾，想著婦女的痛苦指數，想著慰安婦的暮年晚景……。究竟什麼「台灣論」、什麼「史觀」、什麼政治、什麼國家？除了權力與利益糾葛不清的爭奪戰，對於庶民生活及教育文化，究竟有什麼實質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