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中午前往台中市參加一場「家園再造」說明會，黃昏散會後，和攝影工作者阿猴、原聲報總編輯及原住民朋友，驅車往台中縣大里市、太平市，探訪原住民災後自行搭建的三個社區。

這是災後第二次去大里市的花東新村和太平市的自強新村，九二一大地震，當地受創嚴重，尤其是車籠埔一帶經斷層走過，屋倒橋毀、災情慘重。在都會區謀生租屋的原住民，也頓時流離失所、無處依歸。去年十月初，先有二十八戶阿美族人，透過熱心人士協助，在太平市頭汴坑溪畔、鄰近一江橋的一處水利地﹙現歸國有財產局﹚，族人利用廢棄的建材，合力搭建出一個原住民社區，命名為「自強新村」。

自強新村目前約有六十戶，除一戶排灣族，主要皆為阿美族，先後成立婦女會、青年會、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自治管理委員會等組織，那晚我們接受盛情招待，和頭目再度相聚，聽到全盟數度協助一些公共設施經費，阿猴也時時去關照社區事務，一年來的災難陰影已逐漸揮去，不禁和族人牽起手、歌唱舞蹈一陣。

大里市的天山部落﹙因為於天山部隊附近﹚，或稱「平山新村」，因有平地原住民和山地原住民共約十多戶，而稱平山新村，包括來自花蓮玉里的阿美族、台東的卑南族、高雄的布農族、南投的泰雅族，以及遠自蘭嶼島的達悟族，此社區環境條件甚差，聽說近期將面臨拆遷的可能，生活充滿著不安定感。

夜晚，一行人又到一家原住民開的「山地村」﹙店名﹚吃宵夜、唱卡拉OK，阿猴說災後第一次看到我如此的開懷暢飲，果真是嗎？其實我只是讓歡笑掩蓋內心的隱痛……

年輕時代號稱「酒國不敗」，然而，人有心事最易醉，地震後我一直執著於災後重建工作，卻最怕看到都市原住民，因為總會觸痛舊傷。過去十多年從事調查研究工作，從部落到都市，尤其是有關都市原住民方面，一直是我內心難以撫平的痛處。

一九八四年從中研院民族所背著一個睡袋，前往基隆八尺門違建區，住在阿美族女鄰長家的客廳地板，大夥和議員數度到市公所請願，希望政府能改建國宅，讓都會邊緣的原住民有一個家。八尺門違建區終於在一九九六年因李登輝總統下令而改建國宅，算是較幸運的個案。

十多年來，和台北一些熱心的學者夏鑄久、陳志梧，乃至年輕一輩的楊長鎮、蕭世暉，以及原住民以撒、迪路等人，無數次奔走於台北縣新店溪、小碧潭、大漢溪沿岸、三峽三鷹大橋下的幾個原住民家園，共同對抗拆遷的政策，努力謀求一處真正能屬於都會原住民的社區，但是這些原住民聚居區最後都難逃拆遷或毀於祝融的厄運。

十多年的盛年歲月走過，一個曾並肩奮鬥、令人感佩的好友陳志梧也英年早逝。我不忍再回顧過去那段漫長的都市惡夢，我不齒也無力再面對一個粗暴而無人道的國家政權，只想遠離台北，捨離了所有都市原住民朋友，自我放逐到偏遠地區，學學種菜種花，或筆耕度日、或培育英才就夠了！

十多年後的今日，九二一地震後，我看到的依然是在都會邊緣、無立錐之地的原住民，從舊政府到新政府，究竟有多少的改善？縱使邁向二十一世紀，依然無法落實一套合理的都市原住民住宅政策，甚至缺乏妥善的安置措施，我如何能不心痛？十年前我們不是早就寫了一些政策建議嗎？如果政府當權不願落實，再寫也是一紙廢話！

一九五十年代以來，台灣整體經濟結構的變遷，原住民無法仰賴傳統山田農業維生，紛紛從部落遷移到都會，成為勞力市場的底層，原住民的近代史，是一條漫長艱苦的都市生存歷程。然而，無數原住民對都市建設的勞苦貢獻，卻未受到大社會的重視，在權力與資本匯聚的繁華都會，在缺乏選票利益考量下，原住民的處境只有相對性的日益困頓，難以翻身。然而回首部落，卻也是滿目瘡痍，無以維生，誠如原聲報總編輯卡畢˙卡利多艾時常感慨說，投入原住民工作是一項「絕望工程」。

那一夜，從台中被載回埔里，一路醉茫茫，清晨醒來，散步到山腰，空氣清新，抬頭仰望守城大山，地震崩落的痕跡彷彿添了一些綠意，大地總會慢慢復原的，也許我該學學群山的屹立，堅持一個信念與希望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