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區是現實與人性顯露無遺的活生生舞台，什麼樣的事都會遇到，什麼樣的人也會遇到，以前沒想到的各種問題狀況也都會在身邊發生。921地震即屆週年，面對農村重建的各項繁雜問題，種種外在結構或村民本身，在經濟或觀念上，都存在著各種癥結。夜裡常獨自望月興嘆，思前想後，心情難免沉重，畢竟已無法回到過去的生活節奏和農村情境，也實在難以預期一個安居與豐年的到來。

農村許多房舍倒了，也暴露了土地共業的問題，老厝倒塌後，數代傳承的祖產，後代子孫卻為了爭執土地權益，急於分割產權持分，甚至產生許多爭執糾紛，祖先辛苦掙來的土地房產，在後代子孫手中，已是支離破碎。一棟棟古宅被震毀了，牽扯出許多恩恩怨怨、烏煙髒氣，一些大家族後代子孫即將面臨解組，面對此種情況，我們究竟能為他們重建什麼？

對於一個長期投入社區的文化工作者，最不願看到的就是文化傳承的斷裂與家族維繫的潰散，然而921大震不只是震垮了農村屋舍，帶來住宅重建極大的經濟壓力，在這災難背後隱含了更深刻的家族關係與生活機能的重建，才是我們需長期面對的最大課題。

在村庄裡，工作和生活其實是分不開的，每天穿著短褲、拖鞋，騎著機車在眉溪畔和田間小路來來去去，眼前依舊是熟悉的田園、釉黑的臉孔，對農人工人來說，不知要做幾年才有能力蓋一間上百萬的房子？建屋成了沉重的負擔，對許多原住民更別想了！組合屋期滿後，大多數人還是無力建屋。921地震以來，重建工作團隊總是努力設法協助村人，但一談到建屋的經濟窘困或貸款問題，只能相歔無言。唯一的辦法是改變住宅觀念，採取節約省錢的建屋模式，或由政府及民間規劃興建住宅供災民承租或購置。

地震後，有熱心的建築學者提出以前宜蘭縣政府推動的「宜蘭厝」的構想，希望在埔里推動「埔里厝」，我告訴他，這裡的農村很難有「宜蘭厝」的條件，參與「宜蘭厝」的建築師個個別具心裁設計，一棟造價高達數百萬，災村正好相反，以多數村人的經濟狀況，且因村庄本就有不少工人，最直接快速的解決辦法就是蓋鐵皮屋，平均從三十萬到五十萬。災後半年，果然處處「鐵皮厝」，現實生活就是如此，讓學者專家、規劃團隊及建築師都看傻了！

台北的朋友造訪，感嘆村庄許多房子怎麼都變成這樣？我只有一句話：「沒錢有沒錢的蓋法！」朋友又問：「不是可以貸款嗎？那就可以蓋好一點的房子。」我不耐的回答：「以後你去替他們還吧！」，朋友是高級知識份子，找出一些重建規劃報告看了又看，提到有關部落家屋設計和農村聚落重建的案例，我不想再多說，只能建議他最好去對每戶的經濟能力多做一些調查瞭解再談了！報告看多未必有用，現實問題仍然存在。

災後各種建材也變貴了，這是什麼道理？整個住宅重建過程，災民必須面對重重難關，最壞的情況是包括代書、建築師、營造商、乃至發照的公務人員都有可能成為一個龐大的壟斷集團，層層關卡卡住了災民建屋的申請與期限。

朋友說我怎麼變得那麼悲觀而固執，我說是他自己不了解災區現象，請不要再用非災區的生活經濟和思考方式來談論，他好意建議我去度度假，或回台北住家休息一段時日，去看看電影、和老朋友喝咖啡敘敘、吹冷氣消暑，我想這一切都免了，我不想回台北，甚至難以適應大都會的生活，寧可在這裡住貨櫃或組合屋。

搬來埔里二年，加上地震後壓擠出來的許多問題，讓我在這過程中看到了太多事，體驗了一生從未有的各種狀況。親愛的朋友，如果你真的關心，就應該常下來協助，除了農村，還有更貧困的部落，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的職志究竟在哪裡呢？我們的路是漫長無止盡的，不是嗎？

昨晚，工作團隊與一位花農長談，這位花農已年近五十，育有四女一男，三個孩子念私立專校，自己只有一分田地，這二年又租了一些田地栽種玫瑰，夫妻倆每天辛苦種花剪花，本預想投資的本錢，大概五年可以累積一些成果，沒想到地震把老房子震垮了，現在還住在貨櫃屋裡，對於我們推動的社區活動，他們雖然也樂意參加，但他也坦白說，其實是沒什麼好心情的，因為暑假一結束，幾個孩子的註冊和生活費算算也要二十萬，負擔已經不輕，更別談蓋房子了！縱使能貸到錢，將來也是漫長的重擔。

談到種花的繁重工作，以及花卉產銷受制於市場價格，既缺乏保障、又必須承受運費負擔等等問題時，他一臉沉重、不斷的抽煙，只見粗壯的兩臂和雙手，佈滿了蜘蛛網狀般的刮痕，那是他每天到玫瑰園裡修剪枝葉劃下的歲月刻痕，玫瑰雖美卻多刺。每當村人送花給工作站時，心中總有著一種刺痛和感傷。回想從前友人相贈的玫瑰花，當時年輕，怎知美麗的花朵背後有著何種辛酸艱苦！